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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安大学一分校在韩城

2020-05-31 资讯交流 评论0条 阅读 0 次

原标题:延安大学一分校在韩城1948年底到1949年上半年,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,位于洛川的延安大学一分校迁到韩城,驻原韩城中学旧址(城隍庙)。当时,每天都有大量进步青年前来报考学习。

期间,在地方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下,该校各项工作顺利开展,学员觉悟迅速提高,在短期内为革命培养出大批优秀人才。本文作者为延安大学一分校学员。艰苦朴素的革命校风1949年春节后不久,延安大学韩城分校正式上课。

学校的给养都需要学校师生自行运输。为此学校准备了一支驮骡队,配备了10头青色驮骡。赶驴的把式个个头裹毛巾,身套坎架,高唱“信天游”,手执棍鞭,赶着驮队浩浩荡荡行进在边区到韩城的山间小道上,不断地为我们送来学习、生活用品,让我们深受感动。

同学的服装由学校发放———都是陕甘宁边区制作的“干部服”———灰色粗布制服、“八角帽”“千针鞋”。

大家穿上制服后,还要在腰里扎条布带,鞋上系上鞋带。

大家睡的是地铺,一日三餐吃的都是小米。

每天早上,先站队去南河边洗脸,接着是出操、吃饭。

每当开饭,炊事员用大木笼蒸出米饭后,就倒在新芦席上。

同学们各持碗筷自己去盛;然后8个人围着一瓦盆菜蹲着吃起来。

刚开学时是早春季节,菜基本上是熬萝卜片,随着季节变化,学校想方设法为我们增加了一些青菜。

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延安大学副校长于藻曾来校作过几次报告,在县上的群众大会上也应邀讲过话。

分校设有教务处,下编4个大班,有学员200多人。

班下设组,我被编在第8班第1组,班主任是唐越,班干事是马栋元,都是青年老师。

后来西安与关中各县青年大批前来,又编了4个大班,韩城城里地方容纳不下,一部分师生迁往姚庄村,从此“城内”与“姚庄”就分别称为“一部”和“二部”(我们城内的是二部)。

同学们都是热血青年,以极为兴奋激动的心情投入了学习和训练。

我们的课程以政治思想教育可为主,马彬老师主讲的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》和张宣老师主讲的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政策》两门课开得最早,讲授时间也最长,另外还有《中国国内(抗日)战后形势与我党的方针政策》和《二次大战后的国际问题》等课程。学校还经常增设许多时事专题报告与业务政策的专题报告,此举既提高了同学们的理论知识水平,又激发起大家的学习热情。每天上午基本上是上大课,课堂设在城里东寺口“群众堂”的大殿里,学员就地蹲坐,膝盖就是课桌。老师在讲台上讲,在大黑板上写提纲,学员边听边记。当时条件艰苦,开学一个多月后,学校给每人发了一个约有八寸高、凳面比书本大一点的木板凳。为了“换脑筋”,在讲一段课后,老师们就教我们唱革命歌曲。下午多是自学讨论。晚饭后还要在校内东边的操场上练习扭秧歌等文艺表演。锣鼓声声,持续不断,有时同学们还扮成各种姿态。虽然天气很冷,但大家都很投入,练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,但没人愿意停下来。有时下课,我们还排着队,高唱革命歌曲穿过韩城的大街小巷进行革命宣传,引来群众纷纷前来观看。学校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针和教学方法,让学员尽快提高革命觉悟。老师们将课堂讨论视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模式,鼓励同学们自学和参加小组漫谈讨论。大家一有时间,便挤进学校的图书馆里,争先恐后地补充知识。当时,全国解放在即,针对革命形势的需要,学校组织同学们参加各种会议,并导入写学习总结的办法,引导学员放下包袱,自觉地向组织说清自己的历史问题,在进一步认清国民党反动派本质的同时,积极贯彻落实为人民服务的思想,建立革命的人生观。记得1949年北平和平谈判期间,学校给同学介绍了大量的资料,贴在学校东西走廊里,并以《国内实现和平的主要障碍是什么》为题,积极组织同学们进行时事讨论。在讨论过程中,学校师生畅所欲言,气氛极为活跃。最终,大家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:濒临灭亡的反动派,为了求得喘息的时间,装出要和平的样子,企图卷土重来。所以,人民需要和平,但绝不能放松警惕。在学校的引导下,同学们还经常召开小组生活会。在会上,同学们重点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在遇到突出问题时还要召开大型的生活会。记得当时文工班有4名学员因违犯组织纪律和生活纪律,对此文工班召开了大型生活会。会上,犯错误的同学主动做了检讨,同学们本着团结互助的原则,坦诚相见,对他们认真批评帮助。会后,这几名同学轻松愉快地回到原来的岗位,照常演戏,和大家相处融洽。此外,学校还按照学以致用的方针,派同学们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,比如到集会、街镇和附近村庄宣传、讲演并进行文艺表演等。在文工班的学习和工作1949年4月,学校将一部、二部中爱好文艺宣传的同学们选拔出来,单独编为文工班,我也被编入其中。班主任是李景生,班干事是张炜。文工班成立后,单独住到文庙里。马彬老师在成立后的第一次班会上给文工班作动员,勉励我们在党的领导下,努力为工农兵服务。记得当时,他指着文庙大殿上空悬挂着的“斯文在兹”的大匾说:“我们是一支为革命为人民服务的文化军队,我们在这儿学习、排练、宣传革命道理,这也是‘斯文在兹’啊!”他风趣的讲话,使大家受到很大鼓舞。文工班学习的文件主要是毛泽东主席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。与此同时,我们开始了革命现代戏的紧张排练,大型的剧目有三部:《穷人恨》《关中血债》《坚持到解放军来》,中短剧目还有《你看我是谁?》《军民一家》《黄土冈》《探黑点》等。当时,设备非常简陋,乐器多由乐队同志自备,有的是从数百里外的敌占区搞来的,其余的则是找材料自制,衣物道具全靠向当地群众借。后来总校送来了两个降落伞,是敌军空投物资时被我军缴获的,我们如获至宝,立即动手裁剪缝制,改成两块方形的侧幕。1949年四五月间,我们开始了紧凑的演出活动:先在校内为师生员工演出,听取意见,进行改进;不久又在大操场为韩城群众演出。记得在大操场的一次演出中,由于演得过于逼真,台下的观众看得“怒不可遏”,有人竟拿砖块向演“狗腿子”的演员徐仲恭砸来,幸亏他身手灵活,不然可能受伤。担任舞台服务的徐伯恭连忙登台解释,才平息了观众的“愤怒”。解放军华北十九兵团在禹门口渡黄河时,我们接受学校命令,立即赶往当地,为即将前往大西北的指战员做慰问演出,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后来,我们又前往周边地区,为野战军后方医院的伤病员做巡回演出。在柳枝等几个村慰问伤员演出时,同学们利用演出间隙,前往病房,走访了战斗英雄、重伤员,并向他们表示慰问。尽管演出活动繁忙,每晚演出结束时都是深夜,但同学们洋溢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,从无人叫苦叫累。同时,在演出期间接触到的人和事也使我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发。记得野战军后方医院有位同志,把拼刺刀英雄刘四虎的光荣事迹编成剧本。这部剧也是我们要排演的。我们在医院慰问演出时走访了作者,请他谈了创作的经过和感受。作者特意为我们每个演出者谈了意见,使同学们对人物的理解又有了一个新的认识。西安解放后,学校一部、二部同学同时毕业,大家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学校,前往各自新的工作岗位。我们文工班“集体分配”,光荣地成为延安文工团团员。没几天,我们接到上级命令,告别了学生生活,打起背包,带着服装、道具,跟随大军向大西北乘胜进发。(本文由陕西省韩城市政协文史委整理)来源:人民政协报责任编辑:邱梦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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